刚到《城市发现》的时候，我大学尚未毕业，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大学生，对即将到来的记者生涯正是踌躇满志无限期待，哪曾想第一次下乡采访就飞来横祸，差点把小命儿都搭上。

那是2001年4月里的一天，节目才刚开播不久，有一个到安波采访希望小学的机会。本来也没我什么事儿，正好要去的同事缺个帮他拿话筒的人，我就自告奋勇的跟他一起上了车。当时车上还有几家报社的记者和三四个大学生志愿者，我们一行十几人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出发了。都说“六月天，孩儿脸”，可没想到四月里的天气也这么说变就变。我们的车刚开出市区不久，本来阳光明媚的天空就骤然阴沉了下来，紧接着就是狂风大作乌云密布，没过多久竟铺天盖地的下起了鹅毛大雪。四月飞雪的奇观可真不多见，我那个扛摄像机的同事立马兴奋起来，硬是从面包车的最后一排换到了最前面的位置，抢拍下这难得一见的景观。当时车上所有的人都在兴致勃勃的谈论着这怪异的天气，似乎谁也没有预感到，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即将到来。车行至安波镇内的时候，宽阔的柏油路已经逐渐收缩成了只容两排车并行的土路。再加上是山区，土路的两旁就是陡峭的山崖。眼看着雪越下越大，山路都被厚厚的积雪埋上了，司机师傅小心翼翼的掌握着方向盘，车以接近爬行的速度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前进着。这时候有人提出来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等雪小一点再上路。可是希望小学的老校长和孩子们已经苦等了我们一早上了，他们那个地方又没有电话，通知都通知不上，我们要是不去他们就会一直等下去，而且为了省煤肯定连炉子都不会生，一定会冻坏的。所以考虑再三我们还是冒着雪继续上路了，只是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千万别出什么岔子。眼瞅着车上了一段斜坡，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东西出现了——迎面开来了一辆大卡车。为了给卡车让路，司机不得不往道边打方向盘，可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这在铺满积雪的路面上是一个近乎自杀的动作。果然，几乎都来不及喊救命，我们的面包车就四轮离地飞了起来。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，四周的一切都在旋转，飞速的旋转，灵魂好像已经离开了身体，飞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。等我恢复过意识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90度翻转过来的车里，身底下还压着好几个人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发现前面先醒过来的人已经拉开了车窗，车外也聚集上来一些当地的村民，大家正在合力把车里的人从窗口往外拖。因为是女孩子，我获得了优先获救的资格，不久，我的同事也被举了出来。因为翻车的时候他正扛着摄像机在拍摄，所以车子失去平衡的一瞬间，重重的摄像机正好砸在他的脑袋上。可他抱着摄像机千辛万苦的从车里钻出来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竟然不是检查自己的伤势，而是检查手中的机器出没出故障。当发现机器还在正常运转时，他马上就把镜头对准了出事的现场，开始拍摄。说实话，直到看到了他的这个动作，反映迟钝的我才意识到作为一个记者，我现在该做的究竟是什么，才意识到自己当时身处的不仅仅是一个事故现场，更是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。就是在那一瞬间，我明白要做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忘记自己的存在。
等车里的人都陆续被救出以后，大家仔细看看已经撞得变了形的面包车，真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要不是长在路边的一棵大树挡了一下，我们这辆车恐怕早就翻进山谷摔得粉身碎骨了。后来赶来处理事故的交警也说，我们算是福大命大，捡回了一条命。可我们的面包车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，这次安波之行成了它最后的告别演出。

当然，我的第一次下乡采访并没有到这里就狼狈收场。在安波镇政府的帮助下，我们就地上了点药包扎了一下伤口，就换了一辆车又出发了。剩下的路尽管已经不多，可山势却是越来越陡，雪也丝毫没有减弱的样子。一路上我们的车又抛了几次锚，有那么一段甚至还是靠老乡家的牛帮忙才拖过去的。就这样一路磕磕绊绊走走停停，直到下午三点多，我们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山沟沟里的希望小学。虽然迟到了将近六个钟头，但我们总算没有爽约，没有让老校长和他的孩子们失望。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满脸皱纹，笑起来却像个孩子的老校长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。”

离开希望小学往回走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因为临时找不到合适的车，我们八个人就挤在一辆小小的吉普车里回大连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们才发现自己又冷又饿又困又累，身上翻车时扭伤擦伤的地方也开始纷纷发难。不知道是谁的提议，为了提神和转移注意力，大家开始轮流讲笑话。就这样一个笑话接着一个笑话，一阵笑声连着一阵笑声，我们和家的距离一点点儿的在缩短着……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下乡采访。直到现在，当下乡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，那一次经历的每一个镜头还是会那么清晰的出现在眼前。我想，是因为在心里面，我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记者生涯真正的起点。